刘亚东'自由博客

中国“技术”、全球市场

刘亚东/文

宁夏刘亦兵的“中国农民第一飞”引发了争议。在对小型机械动力飞机进行改装，并成功实现穿越宁夏的第一次试飞后，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农民的骄傲，反对者则批评一个农民完全没必要耗费宝贵资源，去重复那已经成熟的飞机制造。

现代飞机制造的核心专利基本上是被欧美发达国家所控制。它们在此类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一向有着传统的先发比较优势。尤其是在全球贸易一体化后，这些专利更成为它们在全球竞争中致胜获利的法宝。

对于中国，在大型民航飞机制造专利方面实现突围，也成为几代工程师的国家梦想。事实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它的天空需要有自己的“波音”或“空客”。在这一点上，青年农民刘亦兵至少表现了一种源自民间的技术冲动。他在飞机制造技术上的精神主张，其意义也许远大于所谓“中国农民第一飞”的行为本身。

来自民间的高技术冲动，今天看起来是件新鲜的事。之所以我们皆感“新鲜”，源于普遍的中国在现代高技术领域创新的缺乏，而这背后，则意味着更多中国高技术“知识产权”的缺失。

显而易见的是，在类似飞机制造这样的高技术产业中，比照欧美，中国在“知识产权”积累上，优势还不明显。同时，我们也发现，新一轮的全球贸易征战也越来越让中国容易陷入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陷阱。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DVD专利之争。索尼、先锋、飞利浦和LG电子组成的4C集团不仅控制DVD核心专利，而且捆绑那些与DVD本来没有关联的VCD、卡拉OK、CD和中央控制器等。这让中国的生产商们，要么全盘接受这些由它们定价的“知识产权”，要么什么也别想拿到。

发达国家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往往价格高昂。对于中国，有时候这更像一张专利网笼。我有朋友刚刚在美国申请下来一项原创型专利，编号为688多万号，若是改进型，则可能达到2000多万号。这几乎意味着，可以夸张地这样表达——“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被他们发明过了”。像中国这样意图快速赶上的后进国家，面对这张专利网笼的选择：要么是为这些“知识产权”买单，要么放弃，中间的取巧路线可能就是侵权盗版。

老老实实买单？意味着需要为他国支付与中国国情不符的“知识产权”高价。放弃？更是最坏的选择，因为这将使中国离先进生产力越来越远。盗版？在经济帐上是低成本的好办法，但不符合国际贸易与尊重知识产品的公平准则。所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对于中国的选择，问题的关键转化成了：如何绕过国外发达国家的专利陷阱，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实现向全球市场的输出？

这一点，一些中国企业的探索给出了答案。举一个例子。在生物制品领域，黄原胶是一种被广泛用于增稠的水溶性胶，在食品、个人护理、医药、石油等领域用途广泛。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美英法意等国家开始发展。受技术专利、生产工艺、昂贵设备等因素限制，国内黄原胶生产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来自山东的民营企业中轩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联合，以自主研发的低成本专利技术与设备，实现了对昂贵进口专利与设备的完全替代。中轩在此“知识产权”领域取得了突破，迅速抢得全球市场份额达34％。今天的它，在挤垮了国外两家20多年前就从事黄原胶生产的巨头后，已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第一的生物园区基地，成功实现了“中国技术，全球市场”。

完全“中国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并不仅仅意味着不必和别人一道分羹。在今天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缘于相对便宜的“中国智力”所创造的“中国技术”，更是意味着相对“欧美技术”的低成本知识产权优势。低成本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往往就是杀手锏，无论何时，这一点都不为过。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认知，人们往往多聚焦于中国有着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凸现比较优势。但“Made in china”，并不应该仅仅等同于衣帽鞋袜。如中轩公司，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从“中国劳力”向“中国智力”升级，以“中国技术”实现低成本的全球市场扩张，则中国企业与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表现出的价格竞争力将优势明显。

作为技术后进的国家，在实现技术升级的路径中，想当然地选择就是“技术购买”。在2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财富获得了大幅积累。购进所谓成熟的国外先进技术成为很多政府官员、产业领袖们的固化思维。同时，“以市场换技术”也曾被我们奉为圭臬，在高科技等很多行业中以“国家意志”得以战略性实施。现在回头再看，开放市场或购买技术确实让中国现代技术整体水平获得了长足进步。但我们也发现，在国家利益对抗依然还是主流的今天。姑且不论那些发达国家关键领域的关键“知识产权”，中国是否能够真正“买到”或“换到”。即使买到，那些昂贵的知识产权有时候也需要我们在财务上长期摊消。至于“换到”，更由于跨国企业往往通过“知识产权”封锁，限制并阻碍中国获取核心“知识产权”与创新能力。这已是不争事实。

“中国技术，全球市场”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战略上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在向全球开拓业务时，那些学习了国外先进技术精髓，但又成功绕过昂贵知识产权代价的替代型“中国技术”，在目前不平衡的国际贸易中将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是“中国劳力”的低成本，另一方面是替代型“中国技术”的低成本，两者的结合让“Made in china”的综合成本与费用进一步降低，从而获得长期竞争力。

山东中轩在生物制造知识产权领域有“中国技术、全球市场”的突破。在消费电子制造领域，比亚迪的做法同样值得推崇。它们放弃动辄千万元的手机电池进口生产线，自己动手做关键设备，并将生产线按人工分解。以半自动化半人工化的“中国技术”，制造极富成本优势的手机电池，并向全球市场供货。另外在汽车制造领域，比亚迪继续实施低成本的自主知识产权战略，自己设计道路模拟机、冲击测试基地、发动机等常规进口设施，往往以几十万人民币投入，换得了几百万欧元的同类技术。另一个汽车行业的例子是奇瑞公司，它像“夺宝奇兵”一样以本土制造赢得了成本优势，向全球25个国家发车，在过去几年中完成出口销量9300台，占到了中国轿车出口总量的80%。

即使在软件技术领域，“中国技术”力量也渐渐抬头。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用户开始反思美国“遗产系统”下所谓先进“套装软件”的不足；另一方面，本土企业级平台软件厂商亦纷纷崛起，它们不再是提供代码级的定制软件，而是以变化结构的新软件方法为多变的中国市场提供更适用的“中国技术”。这些新平台软件让它们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并开始帮助企业用户在中国新兴市场条件下，进一步积累自己的互联网应用，以图在未来，在全球市场中实现软件“中国技术”知识产权的输出。

无论是生物制造、消费电子，还是汽车生产、软件技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源于“中国智力”的低成本，“中国技术”正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在面向“全球市场”中，它们区别于传统认知的低成本“中国劳力”，成为升级版的新一轮低成本力量。它们既是中国实现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由之路，也将是中国撕破国外知识产权网笼的那一把希望之剑！

（作者为普元软件董事长）

澡堂会拍照权与务实的知识产权保护

刘亚东/文

在被称为“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三江并流地区，生活在那里的傈僳族有着男女共浴的习俗，称为“澡堂会”。

一位摄影者有幸拍到了这种延续400年之久传统的照片，并在国际摄影大赛中摘冠。出人意料地，后来他在澡堂会的温泉旁盖起了房子，并开始收取参观门票。这样，去得人自然越来越少，但摄影者也不着急。因为他收门票的初衷本来就是不让别人拍到比他更好的照片。

摄影者的圈地让自己获得了独有的“澡堂会”民俗拍照权，但也让更多趋之若骛的同行们丧失了拍摄的自由。作为一种排他的行为，摄影者通过垄断获得了某种类似专利的独占权。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摄影者享有了拍照权，但却限制了他人，他获得了名誉，但却阻碍了其他出色照片诞生的可能。所以说，尽管这种保护对于摄影者是有益的，但整个社会却不能因此受益。这则故事可视为“澡堂会拍照专利”过度保护的民俗版本。

作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 博俊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望。这位有反叛精神的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严厉，这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相反，在许多方面，这种保护已阻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经济世界确实有着条目越多越多、规则越来越细的专利保护现象。在美国，有人填几张表格，就能将某种配料的花生酱与三明治作为专利产品成功注册。而在软件业，过去人们为每一份新的软件产品申请专利，现在却几乎为每一条编码开始设置专利。

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语境中理解，过于滥用的专利保护，确实有扼杀创新的倾向了。这是因为：一个企业或个人对他所拥有的知识，通过过于完善的专利保护时，将极大地增加他人在此类知识基础上的创新成本。高成本的创新在一定市场条件下无人愿意买单，由此就引发了对更多创新的扼杀。

看看美国的软件专利保护之变。在历史上，软件专利保护曾经是相当弱的。弱势的保护助长了仿制，但创意也层出不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纸美国联邦法院的软件专利权保护裁决，让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们尝到了甜头。因为它们懒得费劲去研发更富创意的新软件产品了。只需升级换代，他们就可获取丰厚利润。与此同时，消费者的软件应用也平庸了很多，得到的也仅是原软件的第N个版本而已。

专利的概念从萌芽到成熟，在西方大约发展了四百年。现代意义上的专利在中国更是短至二十余年。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得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机会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而可以实现快速进步。但即使如此，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语境下讨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是否真的开始扼杀创新了——可能还是为时过早。

现在，中国主流的声音是对完善的专利保护的呼唤。它们中有积极的声音，同样也有乍听像是“积极保护专利”，但实际早已沦为对发达国家专利不被侵害的随声附和。作为独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研究这个命题，即什么样的知识产权策略才是可以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选择？

全球贸易摩擦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已成为常态。按照目前的国际产业分工，用商务部长薄熙来的话说，“欧美是搞高端、中端的，我们是搞低端的，大家应该各得其所”。“欧美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去抓高新技术，去抓空客和波音飞机，而不要在袜子、裤子这些问题上跟我们闲扯”。但事实是，欧美不仅在“袜子”、“裤子”等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与中国“闲扯”。而且在“高新技术”、“空客和波音飞机”等它们有比较优势的中高端产业，以及知识产权问题上，更是早已设定游戏规则，为后进国家预埋了重重陷阱。

知识产权如何定价，一直极富争议。一个基本的定价原则应该是：知识产权的价格与创造人的投入成正比，且与创造人所处的经济环境成正相关。

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大约是中国同行的10倍。作为一种完全同质的服务，这种价格的差异主要是由美中不同的服务经济环境决定的。可以简单推断，同样的知识产权，当它产生于美国时，它的价格也约是在中国产生的10倍。由此，那些被贴上专利标签的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往往依照发达经济环境定价，并向经济发展中国家销售的行为，就变得极不合理。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些贴上专利标签的知识产权往往代表了先进文化，后进国家对此的选择：要么是购买，则它要为与自己国家购买力根本不匹配的高价格买单，薄弱的国家财富开始外流；要么是模仿或者盗版，则彻底陷入发达国家专利陷阱，被控侵害对方知识产权。

坦率地讲，作为游戏的后来者，按照目前全球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是必须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这些后进国家形成对盗版专利产权的过度依赖，它们内部的创新机制就可能恶化，培养自主创新精神的市场土壤就可能丧失，国家就可能彻底沦为发达国家专利的“阶下囚”。

专利的本质是合法的垄断，它代表着利益。

今天，作为大多数先进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烙印从来都没有在专利上淡化过。看看专利在西方的演化，就可知道它是如何伴随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不断为新的西方利益集团来服务的。

最早的专利萌芽于十七世纪的英国。那时的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中心。专利被英国发明，并被利用。到了19世纪末，南北战争结束让资本主义在美国迅速扩张。

此后的100年里，美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专利的重大进步也就转换到了美国。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谢尔曼法》就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

现今，美国是全球先进知识产权专利最多的国家，专利成为它向全球输出技术与知识，并揭取高额利润的超级经济武器。

可以看出，专利本身的成熟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它的每一次进步总有西方现代技术与文化交易的背后推动。即使是那些曾经的后进国家与地区，比如19－20世纪的瑞士，1960－1980年间的韩国与台湾，也无一不是采取了适应自己当时经济水平的专利保护，以积极而弹性的专利策略，较低成本地获取了快速进步的后发优势。

我们说，怒江的摄影者以类似圈地的方式赢得了澡堂会的拍照专利，但却阻碍了更多优秀摄影作品的诞生。同样，过度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的确开始让先进国家的创新苗头受到了一定抑止。但对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而言，倡导采取与今天国力相适应的知识产权策略才更为实用。

我们无需超前、也勿要放纵，循序渐进的平衡之道才应是最佳选择。

（作者是普元软件公司董事长）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二十三）

后记

“软件”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无法脱离它所服务的商业环境，尤其是无法脱离企业组织的经营管理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它仅仅是商业管理的辅助工具。即使是在全球软件市场上扮演主角的美国，软件的进步也是伴随它的信息化历史而逐渐形成的，它缘于并适应于美国的软件应用环境。

今天，在中国，当我们面对眼花缭乱的国外软件巨头们的宣传攻势，面对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让中国企业一步登天的承诺，我们还需要辨清状况，坐怀不乱。在到底要IT还是要管理的博弈中，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先从管理下手——找出适合自己管理进步的方向和方法，并脚踏实地的去实践。实现商业组织的更佳的软件管理和更好的规范流程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需要企业从人才、组织、信息、系统等多方面不断努力。这是一个持续学习、革新的过程，是一个成本压缩、降低库存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份额不断扩张、市场响应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企业能走捷径，无论是中国的海尔，还是美国的GE，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结晶。

我们希望，面向构件技术的出现可以帮助中国企业从技术的角度加速管理进步，减少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的弯路，提高企业竞争力。

 WTO大限在即，留给中国企业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全文完）

参考书目

l        麦肯锡公司《软件业的成功奥秘》

l        Alan W. Brown博士《大规模基于构件的开发》

l        李开复博士《中国软件业四大机会》

l        黄柳青博士《软件的涅槃》

l        许知远 《这一代中国人的意识》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二十二）

光荣与梦想：面向构件更广泛的影响（4）

正像20年前的思科以IP作为利剑划破了传统通信市场的帷幕。今天的软件中国市场同样需要一把合适的利剑，举向这场被美国软件巨头们笼盖的严严实实的大幕。面向构件生逢其时，在天时、地利、人和俱佳的趋势下，恰恰是它将最终承担起这场挑战软件美国的重任。

缘于互联网的大规模兴起，软件技术的标准化，以及计算资源价格的迅速下降，面向构件应势而生。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不断变迁的商业市场、参差不齐的管理水平、以及高起点的IT应用水平等环境下，面向构件更是如鱼得水，能够以更佳的表现帮助中国实现更彻底的随需应变。同时，大量更佳性价比的中国社会智力资源，也使得中国在未来构件化知识社会的形成方面成本优势明显。这些优势都将让软件中国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在稳定的商业环境、管理技术条件中，尤其在沉重的IT遗产系统包袱重压下，在对强调随需应变的面向构件技术和产品应用上，将会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将成为中国在未来的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中，挑战多年来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机会。

世界领导与变革领域权威约翰~科特说道：“在21世纪的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它们的中间，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处理变革过程中的表现”。的确，在面向构件的起跑线上，轻装上阵的软件中国与重负累累的软件美国站在一起时，我们预计，中国将成为这场赛跑的领先者。软件中国亦将以此机会，最终跻身世界软件领先者的舞台！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二十一）

光荣与梦想：面向构件更广泛的影响（3）

（本小节内容续上）

面向构件将是建设未来社会知识体系的框架技术，中国在此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优势。

在英国人道尔顿看来，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一切元素都是由不能再分割和不能毁灭的微粒所组成，这种微粒称为原子”。在未来的软件工程师看来，软件世界将是由构件组成的。构件将成为人类社会表达知识的重要形式。

实质上，构件就是各种通用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封装和复用。在不断变化、日新月异的知识范畴中，面向构件找到了一个可以固化软件知识的结构，即通过构件为人类建立有效积累和复用知识资源的途径。在面向构件的体系下，软件知识的生产和质量得以改善，软件财富得以有效积累，并最终帮助更好地实现社会知识的管理与社会知识的创新。

因此说，从社会层面讲，基于标准构件的技术有利于构建未来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这一美好人类知识蓝图的实现需要社会各行各业长期、持续、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的投入上，将会以数以万亿美元来计。由于中国在此方面有着更佳性价比的人力成本优势、有着对适应“变化”的软件的特殊市场需求，有着庞大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几乎无止境的消费潜力，我们预计它将成为这一构件化社会知识体系的最佳实践场所，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这一体系的先行者和输出者。

面向构件将是中国在未来的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中，挑战美国多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机会。

1984年12月，为了使几十种彼此独立的网络能够互相连接并可靠地共享信息，斯坦福大学的几位计算机科学家共同成立了思科。在过去的20年里，在ATT等大量传统通信运营商左右的市场格局中，思科以IP为王，领导了一场从传统通信到网络通信的革命。现在，关于ＩＰ主导地位的大辩论已尘埃落定。当信息革命的浪潮洪峰逼近，当全球运营商一再掀起建网热潮，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电信新纪元网络架构已经浮出水面。ＩＰ以其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新电信的主角。

在全球软件的沿革中，美国一直以它先锋性的开拓和引导作用，牢牢地占据了世界软件的领导地位。无论在数据库、操作系统、还是业务支撑软件、甚至高端应用软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只能是它们的使用者，而非生产者。“我们付出的市场资源越多，距离关键技术就越远。”中国软件专家如此疾呼。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产业利益角度，中国都需要一场场在软件领域的胜利突围。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现实让我们警醒，在不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对基础软件领域内的任何突围都艰难异常。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二十）

光荣与梦想：面向构件更广泛的影响（2）

（本小节内容续上）

面向构件将帮助CIO构造企业知识系统，让企业赢得持续竞争力。

现在，要么是不同厂商提供的不同标准的企业软件“黑盒子”，并且分布在不同的业务部门；要么是根本没有有效的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知识随人员四处散落，关键人员流失则往往意味着企业知识的丢失。毋庸讳言，未来企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有效地创造、积累和使用知识。

由于知识所固有的相互连接性，以及人类思维天生俱来的跳跃性，人们热切渴望知识能够按照统一的、集成的、可以快速跳转的方式提供。“软件作为经过编码的知识”，《软件业的成功奥秘》如是说，成为人们构造知识管理系统的优先选择。

在传统的IT观点看来，企业知识是“编码式”的。但那些从编码级做起的软件，在进行知识管理时，要么强调功能实现，天生庞大、僵化；要么需要大量重复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及维护工作，不仅生产周期长，而且知识复用性差。就像一个个“黑盒子”，在强调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随人不断成长的知识升级管理方面表现平庸。

知识管理的权威Yogesh Malhotra博士曾说：知识管理所追求的是“信息技术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与人的创造力与创新性的相互促进”。在面向构件的方法下，软件变成为构件化的知识。这时候，“构件”取代了“编码”而成为企业知识的基本表达方式和结构单元。在一个具体企业的运营中，那些代表企业业务流程的基本知识往往是有限的，也许是几百、几千或更多。这些知识将结晶成为众多的构件，并将随着企业的变化而变化。CIO们将再也不需面对那些没有标准的黑盒子，企业业务知识可随企业构件库的不断充实而完善。就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的构件以集成式的结构轻松实现了“企业知识系统”的梦想。虽然构造这样的企业知识体系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但面向构件的方法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可以想象，当企业业务知识不断地被一个个标准的构件所表达时，作为CIO的内心喜悦。因为只有那一天的到来，企业知识才真正实现随心所欲，应我所需，供我所用。

面向构件将是软件美国在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今天，那些美国公司的代表们——比如，惠而浦公司的挑战是如何经济、高效地实现了对17000个客户端和700台分布式服务器组成的复杂异构环境的管理。WellChoice公司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改造IT基础设施，将保费从“固定价格”模式转向“按需支付”模式，费用降低40%。美国运通公司的挑战是如何提高全球技术基础设施的性能和效率，实现节约，并使公司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如何实现真正的随需应变？即使是在相对中国而言的美国稳定的商业与管理环境下，美国公司的头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并且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真正的随需应变才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才是未来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表现。

当“变”就是竞争力时，那些昂贵的历史遗产系统必将成为美国企业管理进步不得不面对的“障碍”。那些遗产怪兽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且现在仍在发挥作用。但若要做到真正的“随需应变”，从根本上解决“变”的竞争力问题，唯有以面向构件的方法更充分、更彻底地去实现——这时候，那些重复使用经过考验的构件、可视化的知识表达、系统复杂指数的数量级下降等，将使得企业管理体系更为成熟、应用更为稳定，效率大为提高；这时候，企业应用将完全在更小的“业务构件”和“业务流程”层面实现集成，并基于标准的接口，渐进地让整个遗产系统向构件化方向迁移，最终实现构件的“大同世界”。

我们预言，那些很长时期内还挥之不却的遗产系统将让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消弱，唯有痛定思痛，架构面向构件体系的企业管理系统，才能在未来真正实现随需应变，获得持续的企业竞争力。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十九）

光荣与梦想：面向构件更广泛的影响（1）

毫无疑问，面向构件技术的出现不啻于一种革命性的软件力量，它必将改变整个软件业的游戏规则。无论是成功的套装软件厂商，还是那些传统的代码定制厂商，构件技术既是强大的威胁，也是难得的机遇——有了构件技术，这往往意味着这些传统的软件交付模式将面临淘汰；但同样，有了构件技术，软件商们将有机会组建全新的面向构件的价值链，并在未来的软件竞争中赢得市场。

二十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用《光荣与梦想》一书表达了对1932年到1972年这四十年的致敬。这一时期，美国及世界历史纷繁芜杂、精彩纷呈。《光荣与梦想》以宏大而又细微的笔触将那些历史片断与影响一一描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当我们眼睁睁地开始见证在人类软件知识的表达中，因为面向构件技术的出现而令人兴奋时，同样也难掩我们对未来软件世界“光荣与梦想”般的憧憬。

面向构件将主导中国未来的企业级软件市场。

我们已经知道——面向构件技术完美地契合了软件中国需要的所有特点，它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又快又好”地向灵活、弹性、实时的组织方向转变。可以说，在技术模式上，它就是软件中国所要寻找的新模式。同时，我们也已经知道，无论从天时，还是地利，中国都已然变成为全球最佳的面向构件新模式的应用市场。

回头再看软件中国二十多年的进步之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客户和软件厂商开始反思追随美国模式的痛苦。我们相信在客户、应用厂商和构件技术产品提供商共同利益的合力之下，未来中国企业级的应用软件市场，必将以面向构件技术的应用为主导。

面向构件将是全球应用软件市场的未来技术趋势。

今天，汽车制造者并不生产自己的轮胎或者ABS系统。计算机厂商也并不生产自己的CPU或者主板。成熟的制造行业已经聪明地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分工”——让最合适的人去制造最合适的东西。同样是今天，软件公司却不得不从草图开始建设一切。《软件业的成功奥秘》中的管理专家说，“这就像一个汽车制造商铸造自己的螺帽与螺栓一样”。

未来已经开始。软件开发必将从“自己建设一切”转向“简单地集成那些可重复使用的构件”。可以说，构件技术让软件回归了简洁表达，并轻而易举的实现像制造行业一样的标准化，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将极大的提高软件的生产力，并可以获得更稳定的软件质量。

为了进一步的实现系统整合，强调随需应变，美国提出了面向服务（SOA)的下一代软件架构——把企业中那些大量的遗产系统、现有系统，以及新的基于浏览器的前端用“服务”绑定起来。它在本质上是要实现“整合”，是高层次的灵活构造方法，它产生的背景是那些大量存在的僵化而又挥之不去的遗产系统。相对而言，面向构件则可以让SOA技术得到更深入、更彻底的表达——无论从最低层次，还是最高层次，均能实现“构造”。它产生的背景是那些基础的、大量的、随机的、多层次的，以及持续的变化需求。可以说，面向构件通过革命性方法，改变了软件的表达方式。它使得“随需应变”不再是一句口号，而变成为软件的现实。无论是在目前发达的软件美国，还是进步迅速的中国，它必将成为全球应用软件的未来技术趋势。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十八）

巨头的合谋：软件中国前行必破的垄断坚冰

面向构件代表了未来中国软件应用的方向，它是中国所要寻找的真正切合自己特点的最佳的软件模式。而且，相比美国，中国具有更佳的应用实施条件。可以说，关于未来软件中国方向的答案，我们已经得到；但仔细审慎今天软件中国的现实市场，我们发现—— 由于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它的竞争格局竟呈现出别样的情境来。

在国外软件市场上成就了的SAP、Oracle、Siebel、Peoplesoft等软件厂商，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深耕细作。它们已经成为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参与方，将那些曾经在美国得到较多“成功”应用的套装软件带到了中国。那时候，这些集成了“先进管理经验”的软件像宝典一样，在中国普遍缺乏现代基础管理的真空中激起了企业家群体的热情反应。

软件产品巨头与它们的合作者们——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埃森哲、安永、毕马威等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工合作，一方售卖套装软件产品，一方提供套装产品的咨询实施，这样，套装软件经过二次开发后在中国得到“移植”应用。产品厂商宣扬自己的产品包含“行业最佳业务实践”打动客户，咨询服务厂商以“管理专家”身份对中国用户的管理模式强行变革。它们双方的合力使得中国的用户去适应“套装软件”中所定义的“标准”业务流程和先进管理“真知”。

不幸的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仍然找不到ERP等套装软件完全成功的范例。高达80％ERP实施失败率使得大量资金流入无底深渊。企业家渴望借用现代软件技术提升组织竞争力的美梦幻化成眼泪。

成熟的套装软件加二次开发交付给客户，这是在美国市场条件下得到成功应用的模式。但当它来到中国后，多年的实践表明，这套模式由于缺乏了像美国一样的现实土壤——它没有了成熟的商业环境的支持，它找不到可以依赖的水平较高的企业基础管理体系，它的使用者更习惯于过去传统的以“人”为本的简单的业务流程，而不能适应那些代表了复杂企业管理经验的固化在软件模块中的刚性约束……，而变得更加容易失败。更何况在变化的中国，还有来自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交叉，更让它的成功实施变得困难重重。

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并兴于美国的“套装软件”并不适合中国。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20多年来，那些软件产品巨头与服务巨头们不遗余力地继续向中国推销“美国模式”，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它们依靠彼此的合力——那些它们所占有的资源优势、概念优势、营销优势、话语优势，甚至包括多年来，大量的中国关键行业用户所给予他们的认知和信任优势，联合逐鹿中国。纷繁的中国企业软件市场格局，在它们的参与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讲，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任何厂商都应该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但多年来，这些巨头们一道利用资源优势造成的“话语”优势，不仅占据了中国关键IT媒体的主要版面、掌握了中国主要IT峰会的关键声音，而且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众多关键行业的客户应用。

这是一场巨头间的合谋，这是一道软件中国前进征途上的垄断坚冰。尤其在20多年来，大量的应用失败表明“美国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后，这场合谋的继续就尤其显得可怕。合谋者们在与它们的中国竞争对手角逐时，就仿佛在跑一场特殊的马拉松—— 它们已经参与了比赛规则的制定，成为比赛的监督者，又早早地跑在了比赛的前面。

面向构件的方法代表了一种以美国模式完全不同的道路。尤其在我们知悉面向构件才是未来中国适用的软件新模式后，在向这个方向前行中，这道巨头合谋的坚冰就不得不去破除。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十七）

软件中国：面向构件更佳的应用市场

“中国……悬在陌生的过去和无数有待选择的未来之间，像一粒棕色的硬壳种子，令旁观者怦然心动。”

——《经济观察报·重新发现中国》

温斯顿~邱吉尔说，“我轻松地穿过原因和理论的汹涌海洋，来到结果和事实的稳固土地。”今天，当我们获知面向构件的方法在技术上就是中国所要寻找的新模式时，回头再去审视中国现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我们发现—— 面向构件的模式占尽了天时，并由于中国软件产业环境所有的独特属性，又决定了它“专属”的地利优势，中国已然变成全球最佳的面向构件新模式的应用市场。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           从中国软件应用市场潜力而言—— 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为面向构件的软件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中国拥有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国民经济与大量富有活力的成长型企业。面向构件的软件应用在中国存在极大潜力。

-           从中国软件应用市场现状而言——与美国相比，中国呈现出多变的、混沌的处女地般的市场特点。美国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以巨量的社会、经济资源投入，换取了大量林立的企业应用“梅花桩”。中国20多年的软件应用多是对“美国模式”并不成功的简单克隆，按职能表达的ERP、CRM、BI等产品应用，事实上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相对而言，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这让面向构件的方法在中国的大规模应用推广有了另一种机会成本上的优势。

-           从中国软件应用市场的变化特点而言——中国是一个迅速发展和不断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正因如此，市场规模更庞大、企业形态更复杂、软件需求更多变。面向构件新模式能够以松散耦合的构件组装方式，按照企业自身需要灵活组装，并随着企业的变化不断重组重构、动态匹配，真正实现“敏捷定制”，应对中国多态复杂的软件应用环境。

-           从中国软件国家发展战略而言——中国需要在世界软件产业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长期以来，中国软件基本上在走一条“美国模式”的跟随型路线，但这一路线使中国与国外软件的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缺乏战略上的竞争优势。中国软件产业要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需求一条差异化竞争的发展之路。面向构件模式让中国在技术上几乎处在与美国一样的起跑线上。眺望未来，由于中国更佳的市场应用环境，面向构件甚至提供了一种让中国超越美国的可能。事实上，中国政府从国家软件产业战略发展的角度，对面向构件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在《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年至2005年）》中，就多次提到要推广应用软件构件和复用技术，加快构件技术发展的目标。

-           从中国软件厂商的多年积累而言—— 为客户“量身定制”软件是多年来中国众多软件商的主要市场空间。在没有发现新的出路之前，虽然“定制开发”困局所带来的痛苦让它们欲罢不能。但多年来，这个过程也让它们在软件开发人才，客户行业经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获得了难得的积累。它们需要新的角色定位。新的面向构件的产业链为它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在链条上寻找各自的定位。事实上，中国已有一些厂商通过联盟的方式开始推动面向构件体系的发展。

刘亚东：软件中国的机会（十六）

面向构件：适应软件中国的“积木”模式（2）

（本小节内容续上）

再次，面向构件容易建立软件“复用”机制，持续实现企业知识资产积累。

软件复用是指充分利用过去软件开发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开发新的软件系统，使人们在新系统的开发中着重于解决出现的新问题、满足新需求，从而避免或减少软件开发中的重复劳动。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下，通过构件隐藏代码实现细节，强制定义接口，得以最大化地保证了软件结构的低耦合度，实现了软件复用。

基于构件的复用使人们在软件开发中不必再“重新发明轮子”或“一切从零开始”，提高了软件生产效率和质量，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而且构件通过多次复用后其质量和可靠性越来越高。据统计，如果软件系统开发中的复用程度达到50%，则其生产率提高40%，开发成本降低约40%，软件出错率降低近50%。

这时候，构件成为企业业务知识的载体，企业在持续地将企业业务知识构件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企业业务知识的沉淀，借助复用机制、逐渐积累和形成了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还有，面向构件采用标准的数据与通讯技术，轻松实现企业内外软件间的互联互通。

今天，随着那些整合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与服务的Web Service规范的成熟、XML语言的统一，以及像Microsoft的COM+、Sun的EJB和J2EE等构件模型的标准制定，甚至随着摩尔定律推动计算资源的极大便宜，面向构件方法在技术储备上已经完全成熟。

面向构件在数据格式、通讯机制、软件结构间的标准建立，使得那些分布在企业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各样描述“业务功能”的小型软件之间，轻松实现集成。它们间的衔接像流动的空气一样自然，与目前软件美国兴盛的企业应用集成（EAI）——将孤立的“梅花桩”融合在一起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面向构件实现了图形化的“零”编程，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成本大大降低。

早期的软件组装方式大多是通过代码粘结完成的。在面向构件的模式中，软件代码层被永久地屏蔽了，软件架构师和程序员可以跳出传统开发模式的局限，在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中通过拖拽和连线就来完成开发。这时候，原来的不可管理的软件“黑盒子”变成了易于管理的“白盒子”。在一定意义上，软件通过构件组装的图形化实现了 “零”编程。

图形化的开发过程让软件可以被“画”出来。这时的软件无论从结构上、形式上还是开发过程上都堪称“简洁而美”。可以说，这种通过可视化而实现的图形化“编程”，不仅让软件在结构上更容易随需应变，而且在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成本上都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那些满足企业应用的软件系统不再是昂贵的庞然大物，它可以是适用的，而且是便宜的。

综上，我们说——面向构件的方法代表了新一代软件变化的力量！它完美地契合了软件中国需要的所有特点—— 更好地支持业务流程、更加灵活地应对变化、在软件复用方面表现卓越、可轻松实现软件间互联互通，并且成本占优。一句话，面向构件完全可以帮助变化中国市场中的企业“又快又好”地向灵活、弹性、实时的组织方向转变。在技术模式上，它就是软件中国一直要寻找的新模式！